感覺自己有點后知后覺了，微博刷的實在是少。明明還沉浸在疫苗事件中，可這兩天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關注的公眾號都在發(fā)什么“你長那么丑，除了生活誰會強奸你”、“坐牢吧，那些性侵的人渣”、“強奸之所以發(fā)生，因為強奸犯”···

　　本以為都是一些狗血無聊的推送，就沒有打開去看。今天中午，有人在后臺問我，小哥你對蔣方舟的事件怎么看?你說日本會怎么處置強奸犯呢?

　　先不說這件事的真?zhèn)?，因為我們只是城墻外的看客，嗑嗑瓜子，等待最后結果就好。

　　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沉默，反性騷擾還會像從前一樣困難嗎?

　　一篇舉報媒體人章文性侵的長文刷屏了社交網(wǎng)絡?！墩挛模埻Ｖ鼓愕膫Α放e報信中描述，章文以導師好友的名義接近她，卻趁其醉酒，在茶室將其強奸。事后，這名女生在交流中發(fā)現(xiàn)，受到過章文性侵、性騷擾的不僅她一人，“而且都是他的實習生或者初入職場的女生”。

　　據(jù)其描述，章文在性侵第二天約她見面，并揚言自己曾“上過”100多個女人，做了十幾年記者，認識圈內(nèi)無數(shù)人……

　　舉報信發(fā)出不久，蔣方舟也發(fā)聲支持，表示自己也曾被此人性騷擾。蔣方舟是誰?反正有點名氣的哦!記得之前還看過蔣方舟和徐靜蕾的對比文章。知名媒體人易小荷也隨后爆料，自己在與章文共事時，也曾被他性騷擾：

　　對此，章文回應稱自己“從未強迫他人做網(wǎng)文中的事情”，并委托律師發(fā)表聲明。而對于蔣方舟和易小荷的實名舉報，卻未做回應。

　　性騷擾令人反感，但受害者想要維權卻難上加難。

　　匿名舉報的女孩在信中也寫到，她咨詢了很多人，大家并不建議她直接報警，而是建議：保存好證據(jù)，不要報警。警察朋友根據(jù)報案后的流程，對女孩來了一次模擬詢問，女孩“當時就崩潰了”，對細節(jié)的盤問，對于大多數(shù)受害者來說都是一次摧殘。

　　性騷擾判定難使得此類案件在國內(nèi)似乎毫無頭緒，大家都更寄希望于微博、朋友圈，對其形成道德譴責，亦或按捺下心中的痛苦，死死埋在心底。

　　性騷擾問題，真的無解嗎?

　　其實，性騷擾問題不止困擾著我們。在被稱作“性騷擾天國”的日本，性騷擾問題是長期以來無法回避的難題。

　　摸頭殺很暖?

　　對不起，這就是性騷擾

　　“我累的時候，你就應該對我說‘教授，我們一起去喝酒吧’，‘教授，今天我陪您睡覺吧’，這是你作為秘書的工作。”1993年，京都大學知名學者矢野暢對女秘書提出這樣的要求。最終，這位常上電視的明星教授自掘其路，被日本社會拋棄，客死他鄉(xiāng)。

　　日本被稱為“性騷擾天國”并不為過。

　　據(jù)內(nèi)閣府出臺的《男女共同參畫白皮書》統(tǒng)計，全國接到關于職場性騷擾相關的咨詢件數(shù)遠遠高于婚姻、懷孕、生產(chǎn)等話題，2009年最高峰時曾達到約2.5萬件。

　　日本網(wǎng)站“社會的教科書”總結過日本社會中的性騷擾行為：

　　襲胸或摸臀等一般認知以外，壁咚、觸摸頭發(fā)、搭肩并揉肩、工作時盯著臉看，甚至在工作環(huán)境下的表白，都被視為卑劣的性騷擾行為。

　　日本大學教授對“性騷擾”一詞同樣敏感：與女學生討論課題時，男教授為了避嫌一般會選擇在公共談話室進行。即便在辦公室進行對談，教授也會有意打開大門。

　　比性騷擾更難對付的是???

　　職權性騷擾

　　《黑箱》，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根據(jù)自己被性侵經(jīng)歷寫成的書。之所以起名“黑箱”，是因為性侵行為發(fā)生在僅有2人的密室中。沒有目擊者，甚至當事人自己的記憶都會模糊，很難證明事情是在違背意愿的情況下發(fā)生的。本書更深刻的一層意思是：警方、檢察機構的辦事程序?qū)妬碚f也是個“黑箱”。

　　伊藤詩織出書《黑箱》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涉嫌性侵伊藤的男子叫山口敬之，51歲，時任東京廣播公司華盛頓分社社長，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

　　山口敬之事后在發(fā)給伊藤詩織的電子郵件中說：

　　“我想我們都應該檢討一下自己”、“就算你堅持認為這是強奸，你也絕不可能打贏官司。”果不其然，2016年7月22日，東京地方檢察廳針對此案做出證據(jù)不充分、不予起訴的裁決。為了在山口敬之的部門找一份工作，伊藤詩織主動約了這位知名前輩，卻未料在醉酒的情況下遭其性侵。

　　這種原本就不太平等的雙方關系，不由讓人想到性騷擾背后的另一個詞：職權騷擾。

　　按照厚生勞動省的定義，凡是上司下屬、前輩后輩或是同事之間超出業(yè)務正常范圍，對精神、身體給予痛苦都被稱作職場中的職權騷擾。如今，職權騷擾更是不經(jīng)意之間就會觸及的“紅線”。

　　公司司機被要求做與本職工作無關的打掃、整理倉庫等工作;被上級糾纏問“你的交往對象是誰”等侵害個人隱私的行為;對員工施加暴行、上司群發(fā)郵件辱罵下屬、上級未邀請就出席送別會……

　　這些在日本職場司空見慣的劇情均屬于職權騷擾。更夸張的，一位資深媒體人說由于沒有及時回復下級的郵件，被上告到領導認為其做了過分之舉，也算職權騷擾。

　　不久前，福島縣男性部長對11名部下進行長達半年的職權騷擾，引起轟動：

　　五個月來，他們每日超過三小時暴打下屬頭部和胸部;讓下屬吃涂滿芥末的烤牛肉、連續(xù)做一小時俯臥撐;讓下屬將上身赤裸的照片貼在工作櫥窗里、并以“初戀”為題寫詩在大家面前朗讀……

　　2018年1月26日，上述兩人被判處停職3個月、減薪十分之一的處罰。據(jù)日本《每日新聞》統(tǒng)計，2017年日本懲處的260名警察中，與性騷擾相關的問題人員高達83人。

　　針對這些情況，日本專門成立“強權騷擾對策計劃委員會”，日本公司應對“職權騷擾”也有了一系列預防措施：

　　公司領導層會以聲明的方式發(fā)布相關明確指示;制定就業(yè)規(guī)則明確勞務協(xié)定;實施問卷調(diào)查把握最新員工動態(tài);進行研修課程普及等。

　　對于已經(jīng)發(fā)生的行為人要進行防止再次發(fā)生的研修，對于被害者也在公司內(nèi)設立相談窗口。

　　在男性邏輯的社會里，只能被迫沉默。

　　面對來自社會的各種性騷擾以及職權騷擾，日本女性多因羞恥感與恐懼感，往往選擇沉默。那些不沉默的聲音，反而顯得與主流社會有些格格不入。

　　在東京生活的中國留學生王夢夢曾向日本媒體爆料過自己在一家餐廳打工時，被店長性騷擾的經(jīng)歷。讓她吃驚的是，日本女同事們在被店長撫摸了肩、手、后背和屁股后，“竟然還在笑，一點兒都不生氣”。

　　而當王夢夢小聲說了句“別再摸了”，頓時感到現(xiàn)場氣氛冷了下來，其他人則沉默繼續(xù)工作。

　　“在日本，面對性騷擾發(fā)聲最為艱難的原因是什么?”

　　日本《朝日新聞》的調(diào)查顯示，相對于前兩大原因“擔心被害”和“不抱期待”，排名第三的是：“應該忍耐一些性騷擾”的社會風潮存在。“日本職場‘男性文化’很強，在一個男性邏輯的社會中，大家會被一種隱形的力量所壓迫，被迫沉默。”

　　日本引以為傲的生存之道--維持整個組織、集團的“和”與“體面”，也成為思想被束縛的緣由。

　　有網(wǎng)友在調(diào)查的意見欄中反思：

　　“今天的日本，殘留著封建社會思想，人權意識淡薄”，“性騷擾都覺得理所當然的社會，是羞恥的國家。”

　　反性騷擾的路上，雖有掙扎，但不妥協(xié)

　　據(jù)《紐約時報》報道，日本警方和法律部門對于強奸的定義過分窄化，一般來說，只有在出現(xiàn)強制暴力和自衛(wèi)的跡象時，他們才會作為強奸案進行調(diào)查。

　　而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一方在案發(fā)前曾經(jīng)喝酒，他們往往也不鼓勵受害者起訴。即便強奸案件走到了起訴甚至定罪的一步，施暴者有時也不會入獄服刑。日本法務省數(shù)據(jù)顯示，在被起訴的強奸犯中，十分之一的人只被判監(jiān)禁緩刑。

　　日本內(nèi)閣此前的調(diào)查中，日本遭遇過強奸的女性中，三分之二從未告訴過朋友和家人，僅有4%選擇報警。目前，日本全國僅有6家性暴力救援中心，這意味著約20萬女性共用一個救援中心。

　　在東京，全天候的性暴力救援中心于2012年6月開設，提供的支援項目包括：

　　24小時電話相談;72小時內(nèi)的婦產(chǎn)科支援以及緊急避孕的引導;在尊重意愿的情況下提供女警官的通報機制;聘請東京的精神科專家以及律師等咨詢服務。

　　日本反性暴力援救也處于摸索狀態(tài)，但在這條路上的一些探索經(jīng)驗也許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值得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的性受害者開始嘗試發(fā)聲，雖有掙扎，但未妥協(xié)。也許往前走的路途遙遠并且艱險，但是從腳下開始，每一步都會是有意義的。